社会改革是在还债

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邓小平在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社会改革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

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保障，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上学、买房子需要很多钱，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各级政府一动手，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医疗这一块也是，住房当然更是这样。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就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

社会改革是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

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像美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从世界历史上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维稳的最好方法是保护社会

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哪里着火了，哪里救一下；哪里又着火了，又救火，这是反应式的东西，根本说不上领导。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掌握领导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控制、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

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摘自2010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