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4期 中共福州理工学院委员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参考
2022/6/22 19:43:39 点击：
目 录
1.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百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与启示
3.崇德尚德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2015年10月18日）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
第一条 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第二条 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第三条 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第四条 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 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第六条 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第七条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百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始就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围绕中心工作和大局，始终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思想，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常抓不懈，在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方法创新基础上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聚力于锻造党和军队的纪律性，形成了反对腐化、追求廉洁政治的优良传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一直主张“消灭党员‘特殊地位’与官僚腐化”。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要求把党建设成有严密组织和铁一般纪律的“群众党”。成为全国性革命政党后，党员数量急剧增加。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于1926年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坚决清除混入革命队伍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和坏倾向，确保党自身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以争取革命的胜利。1927年4月，党的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局部执政探索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先后提出“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现象”“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两个务必”等思想。1933年，在中央苏区，党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对贪污行为进行惩处。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宣传引导和思想纠偏，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强调共产党员有犯罪者从重治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贪污腐化行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全面执政后政治地位变化带来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懈怠、贪图享乐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贪污腐化行为是资产阶级作风，是极大的犯罪。党的八大指出，要重视我党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等情况，从思想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坚决把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党。我们党先后开展包括整党运动、“三反”运动、20世纪60年代农村“三反”运动、“新五反”运动在内的反贪污腐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等廉政教育运动，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在内的系列法规制度，探索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国务院监察部），对贪污浪费等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加强思想和制度建设，探索制度化法治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新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转折时期两种体制并存带来的“漏洞”以及部分党员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二大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要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目睹“苏东剧变”及官员腐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伤害，我们党深刻总结苏共的教训，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探索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有效途径，力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在这一时期先后恢复设立，成为我们党纯洁党风、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四大后，我们党积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将“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方针。党的十六大后，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腐败带来的巨大危害，坚持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同时强调“惩防并举、注重预防”，通过反腐败制度创新和拒腐防变长效机制建设，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受到管党治党“宽松软”、监督缺位和惩治腐败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等因素影响，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成为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动摇党长期执政基础的严峻问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开创正风肃纪反腐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探索了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创新思想理念，形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理论和实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反腐败、怎样反腐败”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达到一个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突破口和动员令，要求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理念，精准有效运用“四种形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通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筑牢全党思想之基、信仰之基。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推动作用，一体推进纪检监察体制“三项改革”，持续深化纪检监察机关“三转”以聚焦主责主业，提高监督能力。
改革体制机制，建立党集中统一领导、既分工明确又协同推进的反腐败组织体系。思想理念的创新需要通过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改革来体现和落实。我们党始终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抓住管党治党“牛鼻子”，完善党领导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党组）当好反腐败斗争的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党一起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生动局面逐步形成。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确保反腐败工作权威高效。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通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党集中统一领导反腐败工作的组织机构体系。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以法律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协调贯通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初具规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初步形成，有力强化了党对反腐败工作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领导，为夺取和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结构完备、执行有力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从顶层设计出发，形成了党的全面领导下由人大产生并受人大监督的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寻租”空间，消除滋生腐败行为的土壤。对党员领导干部，一方面加强“高线引导”，颁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一系列规范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列明“底线禁区”，构建党员、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惩处法规制度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制度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坚持系统思维，做好“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坚持制度制定和执行并重，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内容更加科学、结构更加完备、执行更加有力，开启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新时代。
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零容忍惩治腐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认识，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严肃查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七个有之”问题保持高度警觉。深化金融领域、政法系统反腐败工作，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处国有企业存在的靠企吃企、设租寻租、关联交易、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坚持人民立场，抓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惩治“蝇贪”同扫黑除恶相结合，以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扎实成效取信于民。深入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斩断腐败分子后路，有力遏制住腐败分子外逃蔓延势头。
培育清正廉洁的廉政文化，为建设廉洁政治提供精神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政德建设的思想精髓，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坚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政治立场上，提倡 “为民”“勤俭”“艰苦朴素”“清廉”，对腐败“零容忍”等价值理念，形成了层次分明、内涵丰富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廉洁政治观。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阐释和宣介，锻造党员干部的党性、淬炼党员干部的作风品格，培育和弘扬清廉文化。党风、社风、民风为之一新，廉荣贪耻、崇廉尚洁的社会文化逐步形成。
经验既是对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新时代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基石
百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波澜壮阔的历程，特别是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深化了认识、探索了规律、积累了经验。面向新的一百年，我们党必须充分运用这些宝贵的经验，建设海晏河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始终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原则，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科学谋划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建设清廉中国。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只有党中央才能从政治高度和“两个大局”出发，全面统筹谋划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政治上把握坚持和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擘画清廉中国宏伟蓝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对人类社会治理腐败的贡献更加凸显。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取向。正风肃纪反腐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严查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强获得感，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充分尊重人民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畅通完善群众监督平台，不断激发加强群众监督意识，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将群众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使其与党的自我监督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理念，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理念。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筹贯通，确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相互融合、环环相扣。不敢腐是前提，体现的是组织的主导和治理，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只有通过纪律、法治威慑作用的发挥，才能为“不能”“不想”创造条件。不能腐是关键，解决的是腐败机会问题。只有强化监督制约、扎紧制度笼子，才能巩固“不敢”“不想”的成果。不想腐是根本，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只有提高认知、觉悟和品性，树立廉荣贪耻的观念，才能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实现“不敢”“不能”的升华。“三不”相辅相成，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同向发力。要强化以案促改的意识，提高警示教育针对性，坚持办案、整改、治理一体推进、相互贯通，取得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
始终坚持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法规制度体系，不断提升反腐败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是防腐、治腐的利器，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正风肃纪反腐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党章和宪法为根本遵循，不断健全党和国家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合理分工又协调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执纪执法体系，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始终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增强监督治理效能。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不受监督的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有效规范权力运行，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始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锐意进取、清正廉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进一步突出党和国家监督的政治属性，确保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强化党委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质效，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形成监督合力。坚持党内监督主导地位，强化纪委监委协助引导推动功能，促进党内监督同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协调，保障党和国家监督的科学性、有效性，最大限度释放监督治理效能，更好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坚韧，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落到实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此文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组织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征文”获奖作品）
崇德尚德 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
一、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蕴含着强大的道德力量
道德是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国家关系时应当遵循的规范和品德，是组织和个人判断是非、善恶所依据的标准和行动准则。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道德，人们在判断是非、善恶时难以达成共识，一个组织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集体，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崇尚道德，注重道德建设，通过党性教育、理想信念宗旨教育和品格修养，把党的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党员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与修养目标，使道德力量不断增强，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强大支撑。
（一）党的初心使命、目标宗旨和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道德特征
中国共产党崇尚道德，首先通过党的初心使命体现道德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篇，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结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使命和道义担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次诠释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其次，通过党的宗旨、理念体现道德使命。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为赢得选票谋求执政的选举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人民服务”最核心的词是“人民”，它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立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为人民利益工作就是最大的道义，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最高道德标准。很显然，党的宗旨、理念都带有鲜明的道德特色。
最后，通过党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道德理念。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大会上，第一次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观。“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成为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简单朴实的话语，深刻地阐述了党和人民之间的伦理关系，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道德基础。
（二）在党员素质、用人标准与个人品格要求方面具有鲜明的道德特质
对一个组织来说，成员的道德品质决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关系组织的整体形象和力量发挥。建党百年尤其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践行党的宗旨、为人民谋求利益，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应对世界变局，都极为强调党员的道德素质、重视干部的道德标准、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
在党员素质方面，历来重视对党员的道德要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刘少奇同志在1939年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要对党员进行道德教育，让“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领导干部加强政德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明确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
在干部标准方面，以德为先、德为根本贯穿于干部标准的始终。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从毛泽东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到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好干部标准，虽然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党对干部德才方面的具体要求不同，但都始终把“德”摆在首位。
在个人品格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加强修养，培养高尚的人格。邓小平同志强调共产党人要有人格。他说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既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的作用，又遵从道德规范，强调品德和人格的力量。
（三）在政治文化和纪律要求方面具有鲜明的道德特色
政治文化有着广泛的内涵，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等多个方面，集中体现政党对政治实践的价值导向，是政党及其成员在长期政治活动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政治情感、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忠诚老实，团结协作、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等作为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政治文化，表达的正是党员处理政治关系、行政关系以及个人日常生活关系的道德要求。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并将道德要求上升为纪律约束，使之带有比普通人道德要求更强的强制性。革命战争时期，党就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不调戏妇女”等具有道德色彩的纪律要求，让人民军队获得了老百姓的普遍支持。历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和党的干部都有提倡和模范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1989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党员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道德”。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从八个方面对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作出全面而可操作性的规范。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对党员“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等，“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还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所有这些充分体现对党员干部道德要求的强制性。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宗旨和价值导向具有鲜明的道德特色，党员素质、用人标准和人格品德有具体的道德要求，纪律要求、作风建设与政治文化培育有明确的道德指向。从使命宗旨与理念价值、党员素质和用人标准、组织制度和政治文化建设的道德性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其他政党组织有着明显区别的“道德型政党”。
二、卓有成效的道德建设培育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优势
组织目标的实现，既要靠权力对组织的有效管理，也要靠道德行动的示范引领。道德价值、目标引领起着感染、动员和凝聚组织成员，形成合力推动组织目标实现的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继承中国传统的德治文化，创新道德建设的思想内涵与方式方法，培育优良的道德风尚，为领导力提升奠定了扎实的道德基础。一方面，遵循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不断根据发展变化提出政德建设的目标要求，探索政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全民的道德素养。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正义事业，同时靠着人格的力量把党和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领导力优势。
（一）加强组织领导，以党的道德风尚引领道德建设
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不断加强对思想道德建设的组织领导。要求党员不仅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还要带头遵守道德规范，积极发挥党对全社会思想道德的引领作用，保证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
党的作风是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外在表现，是党性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党员干部作风问题。上世纪40年代初党在延安开展整风，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倡导“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这对加强党的道德建设、提高党的道德水平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951年、1954年、1957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进行思想和生活教育，在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思想和作风。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以端正社会风气。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年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1年我国制定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有这些，都是要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道德保障。
（二）推动理论创新，以党的科学理论指导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是一个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统一的过程。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不断完善来自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变革。社会生活实践不断提出道德建设的新课题、新要求，只有根据实践需要形成的道德理论才能引导道德实践，只有根据实践需要形成的道德规范才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把握各个时代道德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并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包括道德理念、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及各个领域具体的道德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要求一切投身革命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理念。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经典文献，堪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经”。从“老三篇”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重视道德立党，具有提升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的精神自觉。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不仅在理论上阐述共产主义道德的特征，对党员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践行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了崇高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比如延安时期，他们坚守“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圣地和道德高地。
中国共产党重视道德理论与实践结合，引申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一系列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如刘少奇同志曾借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阐述集体主义原则精神。他认为，革命者在必要的时候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牺牲是一种伟大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揭示了集体主义原则的内在灵魂，就在于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对此，陈云同志也说过，个人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并不仅限于战场上的流血牺牲，而且还体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按照集体主义原则统筹兼顾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激励无数党员勇于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与道德支持，产生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并非只强调个人牺牲，更多的是为了凝聚组织壮大队伍，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维护和实现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其中包括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特别是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建设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引导，整体提升道德水平。坚持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三个领域为重点，持续根据变化的形势加强社会道德建设。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确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公德。新世纪以来，2001年下发《公民道德建设纲要》，2019年下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都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与此同时，大力提倡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家庭家教家风问题发表系列重要讲话，着力强调弘扬家庭美德，发挥道德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三）加强正面教育，以道德模范为榜样带动道德建设
传统的道德教化强调行善积德，善和德指的是有利于他人和众人的言行。道德模范代表道德的发展方向，是社会道德实践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运用先进典型带动和推动工作，这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在道德建设中，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任务和形势，从现实中发掘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人物和事件，提炼其事迹中蕴含的道德精神，树立起众多的道德模范，与此同时把道德模范的宣传与思想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发挥道德教育的示范效应，体现道德建设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极大地增强了道德模范的辐射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两位道德典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毛泽东把他们的精神概括为“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对全党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大批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革命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献身，表现了崇高的大无畏的道德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树立宣传了一批又一批道德模范人物，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他们作为一个个看得见的道德形象，其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在社会上发挥着巨大的示范作用，鼓舞着各行各业人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在全社会形成蓬勃向上的道德氛围。我们党注重树立宣传群体的道德榜样，如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用他们那种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行动感召社会，诠释着道德的真谛。还有中央各部门和各地表彰的道德模范灿若群星，他们的良好道德风貌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党中央树立孔繁森、杨善洲等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倡导全社会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踏实行动，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1999年党中央表彰“两弹一星”元勋，充分肯定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伟大精神。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最美教师”“最美护士”等表彰活动，用群众身边的道德模范传播爱心和善行。从2007年开始，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举办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受表彰的道德模范崇德向善，或助人为乐，或见义勇为，或诚实守信，或敬业奉献，或孝老爱亲……每个模范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其高尚品德温暖人心，感动时代和中国。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极为重视英雄模范的道德表率作用。中宣部集中组织宣传一大批“时代楷模”。这些先进典型道德情操高尚、影响广泛深远，充分体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体现中华传统美德，体现当代社会的道德高度，是中国社会道德主流的真实写照。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2019年授予于敏等8人共和国勋章，授予叶培建等28人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建党10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授予马毛姐等29名同志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这些受到隆重表彰的功勋模范人物，覆盖全党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各类人群，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从科学家、教师到工人、农民，从将军到士兵，其业绩功勋和道德精神无不感天动地。
善行无疆，大爱无声。道德模范把抽象的道德理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从而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塑造了契合各个历史时代需要的道德模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道德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时代开展道德教育与榜样塑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四）与反腐败结合，以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强化道德建设
党的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党员干部失德、败德的情况，成为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的负资产。战争年代有的信念不坚定，经不起艰苦斗争的生死考验而叛变革命；和平建设年代有的宗旨意识淡化而脱离群众；改革开放年代有的把公共权力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经不住金钱的诱惑陷入贪污腐化堕落的泥潭……早在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就通过我党《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强调“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932年，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私自贩运物资牟取私利被执行枪决，成为党反腐败史上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新中国建立后的1952年，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盗用公款、盗窃救济粮、侵吞河工粮款，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被执行死刑，成为“新中国反腐第一案”。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有重道德、反腐败的决断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魄力反腐倡廉，出台了一系列制度，采取了一整套措施，坚持反腐执纪无禁区、反腐执纪零容忍、反腐执纪常态化。党纪利剑始终高悬，反腐力度有增不减，对领导干部道德自律、道德监督形成了刚性的硬约束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作出部署，加大腐败行为惩罚力度，完善反腐败制度，尤其重视发挥思想道德建设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不敢腐、不能腐是外在约束，“不想腐”是一种自律，一种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四个定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官做人的基本定力。其中道德定力是关键，是“不想腐”的思想堤坝，丧失这个定力就难免落入腐败的深渊。我们党总结反腐败的成功经验，遵循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高度重视道德反腐，这是强化和提升道德领导力的重要保证。
三、崇尚道德，培育道德，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通过加强政德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形成了独特而强大的道德领导力。今天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继承和弘扬加强政德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一以贯之地崇尚道德；就是要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培育道德，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道德领导力。
第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注重政德建设，引导约束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重在道德建设，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者，自正方能服众。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道德领导力，关键在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党的十八大以来，那些被查处的违法违纪违规的领导干部，道德缺失是共同的特征。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一文中列举的表现来看：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有些人高调表态，信誓旦旦讲“四个意识”，而私下却妄议中央、不认真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口口声声坚定“四个自信”，背后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稳；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一遇到个人名誉地位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领导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就道德品质而言，有些领导干部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婪成性、道德上品行堕落、生活上奢靡腐化。有的官德不正，大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公权私用，甚至超越职权谋取非法利益；有的私德糜烂，经不起诱惑，追逐私欲、放纵物欲。纵观腐败分子人生轨迹，多由道德败坏逐步滑入生活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政治腐败，最终落得自我毁灭的下场。进入新时代，党的奋斗目标更加宏伟，领导干部使命更加光荣，执政环境更加复杂。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必须把道德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培养领导干部以德为本的意识，通过育德养德，立道德之志、修道德之行，践道德之情，确保以德从政、以德用人、以德养廉、以德治家，坚守道德底线，夯实党的领导力道德根基，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职业道德建设。核心价值观是道德最深层的内核，决定道德的性质和方向，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和精神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他还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要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为此，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日常生活，贯穿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各个方面，使之成为人们自觉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要把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职业道德建设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将个人、家庭、职业、社会有机联系起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凝聚社会共识和社会力量的精神支柱。
第三，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发展，传承传统美德，弘扬革命道德，增强道德建设的时代性实效性。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以民为本、造福于民的德治仁政思想，使之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理念相结合，以百姓需求为导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筑牢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道德基础。二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德治”的智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历朝历代先贤留下的千古名言，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格，今天也依然是激励新时代党员干部共同奋进的精神力量。三要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集体主义原则以及“五爱”等道德规范，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和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第四，坚持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注重道德要求与法律法规协调，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加强道德建设，既要注重道德教化，又要注重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努力实现教育引导和制度支撑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领导干部的道德关系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要不断提升党员干部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必须严格制定党内法规，以制度规范领导干部道德行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都对领导干部的道德作出明确的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对标对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与此同时，还要以制度促进公民道德建设，通过制度、法律、规章和政策并用，法治与德治齐行，引导与约束结合，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道德建设的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道德建设各项要求融入各项制度和政策中；另一方面，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切实负起加强道德建设的领导责任，完善政策举措，健全工作机制，注重考核评估，加大保障力度，推动道德建设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形成道德建设合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认同力和感召力。
（执笔人：鄯爱红，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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